“从现在到2017年是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中项目的调整期，政府应该想办法在过渡期保障对现有项目的经费支持。”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道出了一线科研工作者的心声。
2014年，科技体制改革重拳频出，特别是《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简称改革方案)的出台，被称为近年来科技改革的最大动作。
此次改革将近百个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整合成五大类。那么，在新的科技计划体系下，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是否会被削弱?其经费总量和管理渠道有无变化?
针对科技界的担心和疑虑，科技部部长万钢给大家吃了一剂“定心丸”：不仅不会削弱，还必须加强。“基础研究作为提升国家源头创新能力最重要的载体，是高新技术的源泉，是科技创新的上游，在新的科技计划体系中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和系统支持。”在今天召开的主题为“加强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的香山科学会议上，万钢明确表示。
基础研究不能也不会放缓
“《改革方案》提出要‘三个面向’，首先强调的就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来布局科技计划，就是要支持基础研究。”万钢说，此次改革提出，政府重点支持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前沿、社会公益、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等公共科技活动。而基础研究就符合这一特点，是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政府资助是义不容辞的。
改革还提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进行全链条创新设计，统筹衔接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等各环节工作。“在全链条的创新设计中，基础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万钢说。
“我国的基础研究在内生和外在的双重动力下，实现有加速度的发展。”谈到我国基础研究发展态势，自然基金委主任杨卫表示，我国基础研究正呈现“数量发展与质量攀升相同步、研究型大学与中科院发展相同步、国内发展与国际融合相同步”的发展态势，中国基础研究的动力发展体现在这“三个同步”。
但杨卫也坦承，我国基础研究引领世界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比较而言,高技术与应用开发追赶的速度会更快。“我国基础研究可能最晚达到引领世界。但一旦引领，将持续很长时间。我们要通过几代学术人的努力才可能迎来原始创新能力的整体跃迁。”
“基础研究有着长期性和不确定性。”杨卫说，在我国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基础研究要实现“持续动力发展”，需要全面统筹、前瞻谋划。
新体系下，支持将更加系统
“基础研究在新的科技计划体系中将得到进一步加强，科技计划优化整合后，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将更加系统。”科技部副部长侯建国表示。
改革提出全链条设计，那么，链条前端的基础研究与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什么关系?对此，侯建国解释说：“改革后的五大类计划中，其一是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着重支持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以面上部署为主，强调学科均衡发展，支持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增强源头创新能力，其创新成果也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问题凝练的重要依据。”
对基础研究支持的另一个渠道——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侯建国说，改革之后，973、863、支撑计划等纳入其中，优化整合后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将更加聚焦国家目标，着重支持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侯建国透露，根据改革方案，为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加强国家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将专门设立基础研究类重点专项。基本思路是：对于方向性的重大科学前沿，要突出科学目标，进行前瞻性布局，抢占科学制高点;对于事关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础研究，应更加体现国家意志，着眼未来国家竞争力，进行战略性部署。
基础研究类重点专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重大科学研究类专项，指的是2006年以来已经组织实施的纳米、干细胞、蛋白质、发育与生殖、量子调控和全球变化等6个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其组织实施方式和管理机制较为符合改革精神，在适当完善管理机制后，可继续实施到2020年。第二类是依托大科学装置研究类专项。第三是重大科学前沿与学科交叉类专项。这类专项围绕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科学前沿进行前瞻性部署，支持一批可能产生颠覆性技术的原始性创新、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第四类是面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基础研究类专项。这类专项面向未来的农业、能源、信息、资环、健康、制造等国家发展的重要领域，进行战略性、前瞻性部署，培育未来发展新的增长点，坚实未来发展的科技基础。如石墨烯、肿瘤与免疫、氢能源等重要科研基础性工作，积累和丰富科技资源库。
“基础研究类重点专项将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保持合理比重，稳定一批长期服务于国家目标的基础研究队伍。”侯建国说，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基础研究类重点专项将保持合理的比重，能够基本稳定原973计划的主体专家队伍。
此外，基础研究还将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基地和人才专项中有所体现。
板凳不会越坐越“冷”的
“基础研究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投入不足。”清华大学孟安民教授的话代表了大部分与会人员的观点。他建议，国家层面应有个总体规划，考虑应以什么方式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一个在这次会上被反复提及的数字是，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例才不到5%，与OECD国家普遍20%左右差距较大。对此，万钢明确表示，将继续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撬动地方和企业的资金。“我们要调整财政经费投入结构，引导地方大幅度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争取‘十三五’期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杨卫认为，可从三个方面努力提高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一是抓总量，力争到2020年基础研究投入强度能够达到R&D的10%或 8%;二是调结构，增加中央民口财政经费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三是要谋效益，有所为有所不为。
没钱不行，有钱也并非万能。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应抓住改革契机，解决长期阻碍基础研究发展的“老大难”问题。
被提及最多的是评价机制。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于渌说，目前“数论文”的评价方式不利于基础研究发展。与此相关的是，他认为这一评价方式尤其不利于年青人的成长。
“年青人来了三年后，如果不能建成自己的实验室，不能有高影响因子的文章，你就拜拜。这非常影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于渌说。
这涉及到与评价体系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竞争与稳定支持的关系。于渌认为目前稳定支持不够：“我知道物理所的一个非常成功的研究组，每年的运转经费大概需要250万元，为此，他们需要向十个不同的来源争取经费，向十个不同的老板汇报。”
“我们现在高校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其他科学研究，总体来说，投入多以竞争的方式，很难使科学家在一个领域里长期坐冷板凳。”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王延觉说，在一个领域里拉长项目周期，就是一种稳定支持，要解决当下靠不断申请竞争性经费来攒余粮、稳团队的后顾之忧，形成基础研究容错和敢于冒险的条件保障。相关专家认为，虽然要增加稳定支持，但也不能回到30年前大锅饭的状态，要实行动态管理。
对于与会专家提出的建议，万钢表示，改革方案提出，要“优化资源配置，需求导向，分类指导，超前部署”。基础研究就是国家的重大需求，面向未来发展就需要有预测、有研判地进行超前部署;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研究、产业化及应用示范等科技活动是不同类别，在实践中就需要按照其规律特点建立相应的管理规定。他最后也特别强调，要遵循科学研究的探索发现规律，营造良好条件和宽松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