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因组了解过多也不全是好事。”贝勒医学院生物医学伦理学副教授、医学伦理和健康中心主任Amy McGuire，在今年旧金山举办的TEDMED机构年度大会上说，“尤其是对自己基因组信息的了解。”
虽然McGuire 从事人类基因组学研究已有多年，但当被要求捐赠血液用作DNA测序时，她表示很纠结：“是时候要直面我的基因缺陷了，我有神经变性疾病的家族遗传史” McGuire讲述了她死于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症)的祖父，“我亲眼目睹了疾病侵蚀他的记忆，最终使他完全丧失自我。”
家族遗传风险有几何
“我母亲50岁的时候被确诊为帕金森患者。” McGuire说，“当我被要求测序自己的基因组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测序结果对科研发现是有益的，或许对其他患者也有好处，可是我呢?”
表示，医学界对基因组信息的获取，或许可以带来更有效的甚至救死扶伤的医疗方法，但同时，基因组学信息或许给个人带来不利，尤其是当他们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的时候。她说：“很多人都认为解读的组学信息越多越好，但是总有时候基因组预测出来的信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负担，尤其是在我们很坚信预测结果的情况下。”
“疾病的产生原因远比简单的遗传关联复杂的多。”她解释说，“我相信基因决定论是组学可靠性的最大障碍。我们常常忽视了基因和环境的复杂关系，也淡化了人文精神对遗传修饰的神秘性。”
压力源自何处
表示，基因组信息或许已经被曲解成对人的狭隘定义。她担忧自己的遗传预测结果。“如果我知道自己有患帕金森或者阿尔茨海默症的遗传风险，甚至其他我无法预料的疾病，比如癌症、糖尿病，那我该怎么办?”她说，“我会有怎样的感受?我的家人又是什么心情?我母亲会有罪恶感吗?我老公会感觉我是他的负担吗?”。
像McGuire一样抵触个人基因组测序的人可能会对遗传信息有不同态度，另外，我们也担心得知患病风险的压力或许会改变人的行为。
说目前将近百万人测了自己的全基因组。她虽然同意她的同事测她的基因组，但是她还没有想好要不要看基因组分析结果。如果看到结果，她希望那些信息不会对她的未来产生影响或者限制。她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行基因组测序，我希望我们能够利用这些信息去提升健康质量、更好地理解生物学遗传，而不只是用来预测患病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