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送检了市场上的几款主流普洱茶进行稀土检测，结果是都在国标范围内，但有两款已经接近限量。其实，这已经是很好的结果。在过去的检测中，几乎每次都有多批茶叶稀土超标。而茶行业则一直抱怨，稀土限量这个中国茶叶特有的指标，是“作茧自缚”。
对茶叶中的稀土含量进行限制，的确是中国特有的标准。因为这一标准，大量中国茶叶不合格，从而影响了出口。这种现象，到底是茶不合理，还是“标”不合理呢?
稀土是17种化学元素的统称。它们在现代电子工业中至关重要，在世界市场上也相当珍贵——因为超过40%的可开采储量在中国，所以中国的稀土出口政策对于世界稀土市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叫作“稀土”，但是它们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稀少”。在土壤中，它们广泛存在，只是含量低而无法开采而已。
这些没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稀土却足以对动植物产生影响。近年来，有许多研究探讨过稀土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发现低浓度的稀土能促进种子发芽以及植物的生长发育，而浓度超过一定量，则又会抑制生长。在植物的生长过程中，土壤中的稀土元素会被植物吸收，聚集到植物的叶片以及种子中。生长期越长，积累的也就越多。
于是，这些吸收到植物中的稀土对人类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成了一个问题。但是，稀土实在是太过复杂，17种元素在不同地区的土壤中含量不尽相同，为研究它们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带来了很大困难。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极为欠缺，负责评估各种污染物对人类健康影响并制定安全标准的国际权威机构JECFA迄今也没有对稀土作出评估，更没有设立“安全摄入标准”。在中国，有学者做过一些调查，发现高稀土地区的人群体内的稀土含量比低稀土地区的人群要高，也发现了他们体内的一些生理指标存在显著差异。因为稀土不是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所以认为其摄入量越低越好。
如果仅仅从“安全优先”的原则出发去追求“绝对安全”，那么把食物中的稀土含量限定为零最“保险”。但是，稀土在土壤中是广泛存在的，如果那样的话，就很难有合格的食物了。在2005年发布的《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国家标准中，规定稻谷、玉米和小麦的限量标准是2.0毫克/公斤，而除菠菜之外蔬菜和水果中的限量则为0.7毫克/公斤。不清楚这个标准制定的依据是什么，但是这些食物中的稀土含量通常都低于标准，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问题。
茶叶的限量也是2.0毫克/公斤。现实情况是，采用嫩叶的茶(比如绿茶)，这个限量还不难达到，而采用成熟叶片的茶(比如普洱、红茶等)，就有大量的茶叶超标。也就是说，对于这些茶而言，茶农不进行任何“违规生产”，还是不能保证收获的茶叶合格——从现实的抽查结果来看，超标的比例还不低。
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来反思“标”是否合理。标准的制定是为了保障人们的健康。而损害健康的，不是某一食品中的含量，而是人们摄入的总量。对于稀土这样在各种食物中广泛存在的元素，就需要考虑各种食品对于总量的贡献。大米、玉米和小麦的限量是2.0毫克/公斤，实际上的平均值大约在1.0毫克/公斤左右。如果一个人每天吃500克主食，即使不考虑来自于蔬菜水果等其他食物的量，摄入的稀土也大约有0.5毫克，而且这些稀土会被直接吃下。而茶叶，比较爱茶的人一天冲泡的茶叶大致也就是10克左右，即使是稀土含量超标一倍(即4.0毫克/公斤)，含量也只有0.04毫克。而茶叶中的稀土只有一部分能被冲泡出来，有实验显示这个比例大约25%，也就是说人们从10克茶叶中摄入的稀土大约只有0.01毫克。与主食中的0.5毫克相比，只有2%。如果再考虑到蔬菜水果等其他食物中的含量，这个比例还要低。也就是说，即使是茶叶中的稀土含量超过当前的标准一倍，其贡献的稀土与其他食物相比仍然可以忽略。
从这个意义上说，茶叶中设置稀土这个指标，并没有多大的实际价值。
其实，不同种类的食物中设置不同的限量标准，在国家标准中非常普遍。比如，黄曲霉毒素是强致癌物，每公斤体重每天吃1纳克黄曲霉毒素B1，每一千万非乙肝患者中每年会增加一例肝癌;而对于乙肝患者，则是每一百万人中每年增加三例。显然，黄曲霉毒素的摄入量是越低越好。但是，如果把大米中的黄曲霉毒素限量设为0，那么我国将有三分之二的大米“不合格”，这样的结果当然是我们无法承担的。如果把限量设为5微克/公斤，那么依然有10%的大米不合格。如果设为10微克/公斤,那么绝大多数大米都能合格，但黄曲霉毒素将会导致每一百万人中每天增加一位肝癌患者。把大米中的黄曲霉毒素B1限定为5微克/公斤无疑更能保护公众健康，但损失10%的大米相当于一年有2000万吨大米不能食用——那将是几千万人的口粮。而设为10微克/公斤可以避免粮食的损失，代价则是每百万人口中每年增加1位肝癌患者。二者的权衡，中国的大米黄曲霉毒素限量定位了10微克/公斤。基于同样的权衡，花生和玉米以及它们的制品中限量为20微克/公斤，而小麦、大豆、坚果及其制品等则定位了5微克/公斤。
用同样的思路去权衡，那么茶叶中的稀土指标完全没有必要——或者至少，可以大大放宽。
